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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 第七版《辞海》常务副主编巢峰:火山口上的“编舟记”_
日期:2019-09-08 09:03    编辑:admin    来源:扑克王德州
他或许是辞书界最年长的主编即便已89岁高龄,即便身处医院,仍在为修订中的第七版《辞海》忙碌。 日前度过自己□□□80岁生日的大型综合性词典《辞海》,其风雨历程与社会意义□,如同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缩影,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,系统展现了

  他或许是辞书界最年长的主编———即便已89岁高龄,即便身处医院,仍在为修订中的第七版《辞海》忙碌。

  日前度过自己□□□“80岁生日”的大型综合性词典《辞海》,其风雨历程与社会意义□,如同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缩影,“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,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□□□”□□。

  而这一叶载人遨游于中华文明浩浩海洋中的扁舟□,凝聚着一代又一代辞海人的智慧与辛劳,也凝练出□□□“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许一字空”的辞海精神□□□。

  只见到□□,他病床一侧的小几上,一份文稿正摊开着,边上有一叠报纸相伴□□,再加上那枚压在文稿上的有些年头的放大镜□□□,它们构成了某种静默的诉说□□。

  不一会□□□,它们的主人步入病房,身形瘦小,精神不错□□□。他告诉记者,看报是他多年的习惯,摊开的文稿是他正在看的一封和他探讨《辞海》的来信。

  甫一开口,□□“辞海□□”两字就那么自然地登场了□。这不禁令记者感慨□□□:在《辞海》80多个春秋的风雨历程中,巢峰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□;另一方面□□□,巢峰投身出版界60多载,《辞海》仿佛已经成了他职业生涯的另一种说法□□。

  今年89岁高龄的巢峰,自1978年起长期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□、总编等职□□□,经历了四个版本《辞海》的修订编纂出版工作。就像他自己深情告白的□:“这么多年来,我的生命就是跟编纂《辞海》交织在一起的。我老了,但我相信《辞海》不会老□□。”

  上观新闻:年前,《大辞海》出版暨《辞海》出版80周年座谈会在《辞海》诞生地上海举办□□□。置身于这个回望和前瞻《辞海》命运的大会,您是否特别感慨?

  巢峰:是的。当时我就说了,《辞海》“80岁”,这对我们“辞海人□□”来说,是值得自豪、很有意义的大事。

  巢峰□□: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种书中□□,有多少是有近百年历史□□、定期修订、长销不衰的?《辞海》是经过几代作者、编者字斟句酌□、一丝不苟地编纂和修订,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。1936年,第一版《辞海》在上海问世,到目前一共出了六版,累计发行630万套。

  这么多年来□□,读者对《辞海》一往情深□□,称它为“无声的老师□,没有围墙的大学”。“对不对□,查《辞海》”□,这是《辞海》出版至今获得读者信任的口碑□□□,可算是“有口皆碑”。

  上观新闻□□□:“有口皆碑”来自于几代“辞海人”呕心沥血的努力。值得一提的是,作者队伍里汇聚了许多熠熠生辉的名字□□,如物理学家钱伟长、数学家苏步青、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□□、生物学家谈家桢□□、历史学家周谷城、戏曲大师周信芳等。

  巢峰:像《辞海》这样一部包罗万象的辞书,的确是倾注了我们几代专家学者和编辑出版工作者的心血□□,从而确立了它在中国和华人世界的权威性□□□。很多大型工具书□□,出版任务完成后□,它的作者队伍和编辑出版队伍就解散了,而《辞海》的作者队伍和编辑出版队伍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。应该说,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参加编纂《辞海》为荣,而且□□,一代传至一代□□。

  《辞海》被誉为历史和时代的大事记□、档案馆和里程碑。这和确定于1981年的“十年一修”规则紧密相关。

  80年来,在舒新城、陈望道、夏征农□、陈至立等历任主编的主持下,《辞海》已有六个版本面世,第七版正在编纂之中。在其基础上编纂的《大辞海》也已出齐38卷5000余万字,填补了我国特大型综合性辞典的空白。

  晚年时,回首自己四度经历的《辞海》继承与发展、坚守与创新的历史,巢峰意味深长地总结说:“不同版本的《辞海》□□,以纸质出版物的形式,反映着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和发展,就像在近现代历史道路旁,竖立了一个个里程碑□。”

  上观新闻□□:接手《辞海》修订编纂工作时,您提出了□□□“十年一修”的意见。因为,您认为□“只有通过不断修订,才能修正错误,推陈出新,逐步接近真理。而每次修订,我们就像坐在火山口上,稍有疏失□,就可能犯大错误□。”

  巢峰:《辞海》的一次次修订和编纂□□,既是一个承前启后□□□、继往开来的过程,也是一个修正错误、探索真理的过程□。它不是□□□“天书”,不可能不犯错误□□。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□□□,但各版《辞海》都难免存有错误□□□。它的生命力就在“十年一修□□”。

  如果时间是历史和时代的步伐,那么,《辞海》就是历史和时代的脚印□□。时间不停往前走,《辞海》的脚步也必须紧跟前沿踏实前进。1981年□,我们确定了《辞海》“十年一修”的规则。这意味着每十年,这本集单字、普通词语□□、百科名词术语以及地名□□□、人名、机构名称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,都要进行修订□,有保留、有修改、有新增□、有删除□□。

  举个例子□,第六版《辞海》比第五版增加200余万字,新增词目12300余条,条目修订超过1/3□□。新词汇□□、新概念□□、新思想在书中的不断出现□,让每一版《辞海》都有着它所在时代的特征、亮点和烙印□,进而,具有了文化上的象征意义。

  上观新闻:时代发展到今天□,社会变化日新月异,《辞海》仍十年一修,是否显得慢了点?

  巢峰:《辞海》收词,在反映生活和时代发展的同时□□□,也要考虑词汇的知识性与稳定性。知识有个经受时间考验与沉淀的过程,需要社会承认。当然,在信息时代,十年一修□,确实不能充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。为此,今天辞海编辑部也很注重《辞海》非纸质版的打造□□。

  将于2019年出版的第七版《辞海》定位是“守正出新”。“守正”是要严格遵循辞书编纂规律,“出新”是指紧跟时代步伐,吸收最新的知识成果和发现□。第七版《辞海》在形式上将分为纸质版与非纸质版□。每个纸质版本都是历史和时代的大事记□□□、档案馆和里程碑□。而非纸质版则是《辞海》又一种生命力的延续□,它的特点是及时传递最新信息,还可以与读者互动。两者相辅相成,相得益彰。

  巢峰:1979年版《辞海》是修订时间最短的□□□。1978年10月初,上级紧急指示□□□,要求新版《辞海》在1979年9月前出版,向建国30周年献礼。

  时间不足一年。后来,又发现最大的困难并不是时间,而是对许多问题无法界定。那时□□□,《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还没有起草,□“阶级斗争”、“路线斗争□”怎么写□□□?康生、谢富治怎么写□□□?孔子、海瑞等历史人物怎么写□□□?对于这些问题的界定□,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

  巢峰:当时,主编夏征农派了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去北京请示□□□,罗竹风在北京分别请教了20几位领导和学者,他们每个人都说了一些意见,但都仅供参考。

  怎么办?我说□□,还是《国际歌》中的那句话,“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,只有自己救自己□□□”□□□,我们自己起草一个办法。于是□,由我起草了《处理〈辞海〉稿件的若干意见》,一共8条39款。成稿后□□,一个夜晚□□,罗竹风和我去了夏老家,我讲一条,三个人一起讨论,夏老拍板。当时夏老说,“如果有错误,我这个主编负责。□”

  “意见□□”出来以后,说实话我们心里七上八下的。好在□,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瀚伯看到这份“意见□□□”后,亲自写了按语,把它刊登在1979年第六期《出版工作》上,供各出版单位参考。这样,我们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
  从1978年年底至1979年8月,在编纂1979年版《辞海》的日子里,上海陕西南路25弄里的三幢小楼夜晚总是灯火通明。

  这灯光□□□,燃起了许多作者、编者经历“文革”十年后重返工作的万丈激情□,也照映出《辞海》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。一方面,接到编纂任务距其出版时间不足一年□,任务急□□;另一方面□□□,参加过《辞海》修订的作者与编者在□□□“文革□”中散失颇多,人难找□□□。但最终□□□,任务完成仅仅用了□□□“两个一百天”。一百天召集作者写词条,一百天编辑审核校对出书□□。

  “两个一百天”,完成1300万字、10.65万词条《辞海》的编纂□□□。这个速度□,令亲身参与者和关注此事者都觉得是个奇迹。

  巢峰:记得□□□,记得□□。当时,每晚灯光都亮到12点以后□□□,没有休假□□□,连春节都在加班□,大家拼命地要把《辞海》修订完成。

  那些专家学者□□“文革□□”中挨批挨斗□□,一旦有了用武之地,那种热情简直难以形容□。为什么?多年没工作了□,现在终于能工作了,那是最大的幸福。

  巢峰:当时我任出版社副总编兼《辞海》办公室主任,就是后勤部长,大事小事都得干,烧饭的师傅,我去请□,烤火取暖的煤炭□□,我去弄□□□。

  编《辞海》是个大工程,为了协调工作□□,我想了个主意,在食堂一面墙上贴了一张很大的“工作进度表”□□□。把各学科工作的进度分成若干阶段,每完成一个阶段,就插上一面小红旗,红旗天天变化。这样,一百多个学科的进度一目了然□。

  这下好了,大家都端着饭碗看进度表,谁先进,谁落后,一目了然。落在后面的学科,晚上他们办公室的灯准是最后一个熄。

  比如,书印好了□□,在装订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错误。“反饥饿□□□”的“饿”错成了“俄□□□”□□□。责任编辑要写检讨,但我想他一个人检讨压力太大□□□,就对他说,我主持具体工作,我有责任□□□,我们两个人一起检讨。于是,我们在黑板上写了检讨□□□,还被扣罚了一个月奖金。

  那个错误怎么办?我带了十几个人,用黑色圆珠笔把□□□“俄”字改成□□“饿□□□”字。8万套,改了整整两天。好在□□,“俄”改成□□□“饿”□,改动不大□,不显眼□。

  上观新闻:听说当年这版《辞海》的销售都可以用“轰动”来形容了,这真是对“辞海人□□”最好不过的回馈了。

  巢峰□□□:因为纸张供应紧张,1979年版《辞海》第一次就印刷了8万套。结果□□□,没有几天就全部发出去了。当时,一般人的月工资是36元,《辞海》缩印本定价22.2元□□,并不便宜。但因为供不应求,《辞海》的黑市价居然卖到原价的一倍。面对长长的读者队伍□□□,上海工具书店甚至出台了新婚夫妇凭结婚证买一部《辞海》的“土政策”□□。

  还有读者直接给编辑部寄来了22.2元钱,说自己跑了十几个地方都没有买到《辞海》,实在没办法了□□,只好请编辑部帮忙。有段时间□,因为读者来信太多□□□,出版社还专门安排了两三个人来处理读者信件。

  上观新闻:这些充满历史印记的故事,生动而深刻地印证了一种说法———回望《辞海》问世以来的世事沧桑,仿佛触摸着中国文化前行的脉搏□□□。

  曾经,有人这样做过统计:《辞海》从发稿到印刷成书,所有文字都需经过5审5校。2000万字的文稿□,如果由一个人看上5遍,每天看1万字计,需要20多年□□□。这样的数字,是浩瀚□、是气度,也是辛勤的劳作———这就是辞海人生。

  8年前,媒体报道《辞海》第六版出版总结表彰大会时这样写道:正是无数专家学者前赴后继的倾心倾力,才积淀出《辞海》今天所享有的口碑和声誉□□。

  90多岁高龄的《辞海》副主编石美鑫教授,曾在监护室里□□,接着临时心脏起搏器□□,审读修订稿;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叶祥奎老先生,在医院发出病危通知时,仍念念不忘《辞海》收词工作□□;上海水产大学伍汉霖教授为了赶进度,赴美探亲时,还带着鱼类学书稿远渡重洋……

  一代接着一代的学者,编纂一版又一版《辞海》□□□,凝练出一种力透纸背的辞海精神———一丝不苟、字斟句酌□□、作风严谨。

  巢峰:□“一丝不苟、字斟句酌□”□、“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许一字空□□□”□□,编辑出版队伍要以出版事业为荣□□□,一干到底□□□,成名成家。出版单位要有严谨的精神、严格的作风、严明的纪律□□□、严肃的制度,工作中对每个数据、每个引文都要逐一核对,对每个标点、每个符号都要认真推敲。马虎草率、粗制滥造□□,是最为令人鄙视和唾弃的作风。

  编纂一部大辞典,真正是□□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□”,上海辞书出版社的《哲学大辞典》《经济大辞典》《法学大辞典》等等□□□,所用时间都在十年以上□,而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的编纂出版时间竟达21年之久。

  上观新闻:为了《辞海》,您坐了几十年冷板凳。有人称呼您为《辞海》元老,有人比喻您为《辞海》守望者,而您自己的说法则很好玩———半路出家的《辞海》“插班生”□。

  巢峰□:我这个半路出家的□“插班生”,线年□,我从江苏调到上海,在华东新闻出版局工作,开始了出版生涯。1958年,因为出版社缺人□□□,我从出版局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担任副总编□,负责编审经济读物。

  我审阅的第一部稿件是王亚南的《资本论研究》,审这样的稿件,不懂政治经济学不行□□□。可我14岁参加革命,初中只读了3个月。这迫使我捧起了《资本论》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读物。每审一部书稿□,我都是先看参考书,再看《资本论》,再看书稿。这种“现炒现卖”的方法还算有效。

  巢峰:“文革□”结束后□□□,上海恢复文联□□□、社联活动,我成为了经济学会的第一召集人。从而□□,市委宣传部和出版局任命我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。到辞书出版社后□□,我碰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编纂1979年版《辞海》□□。

  曾长期担任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□、总编等职,经历了四个版本《辞海》的修订编纂出版工作□□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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